要想真正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实盘配资官网开户
仅靠竞争机制和多元主体显然是不够的
还要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支撑
如明晰并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等
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共15个部分，涉及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
“党中央确定以此为全会主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7月19日上午举办的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方裕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许多复杂矛盾和问题，必须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7月18日晚，在全会闭幕后不久，针对刚刚发布的全会公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薛澜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薛澜。图/受访者提供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全方位解读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紧紧围绕着如何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理解这一轮改革的总体思路与逻辑？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
薛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表述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时的提法完全一致，说明改革的根本方向没有变化。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国家谈到深化改革，一般指的都是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而言，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城乡融合，还是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都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重点，就是让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跟新时代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在改革的总目标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公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自二十大以来，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阐释一直在不断完善，内核不断凝练，而此次全会，对这一关键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解读。
公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3月8日，在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金鳌村，游客在改造后的农家小院内观江景。图/新华
如何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新闻周刊》：公报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薛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更好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我认为，基本导向并没有变化，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是根本，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公报提到，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这里明确了两点：一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当下的发展情况仍有差别，公有制经济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也有很大的潜力，所以要继续巩固，做大做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还需要更好地营造，非公有制经济还需要进一步鼓励、支持与引导。二是强调了非歧视原则，提出各种所有制经济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即使构建了合理的市场，保证市场公平竞争，也不一定就能够保证所有社会资源都能够得到合理配置。现实中有各种类型的市场失灵，比如公共产品无法有效提供、发生环境污染等负面外部性问题给社会带来损失、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等都会使得市场配置资源无法优化。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手段去解决这些市场失灵。
中国是一个发展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些领域的市场主体本身还发育不全，需要鼓励培育企业探索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规制体系也在逐步建立，需要解决市场失灵，规制企业的健康发展。这也就是全会公报提出的，对于市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过去几年，人们一直在谈论“有为政府”，但并没有说清政府要在哪些领域“有为”，哪些领域不“有为”。本次全会对此解释得很清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这里提到了一个很关键且过去几年人们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政府要对市场进行调控时，没有在宏观层面充分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就有可能互相冲突。例如，鼓励全面开放，却对外资企业的正常经营有多方面的限制。针对这一现状，本次全会特别强调应在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进行更加系统化的整体规划，以保证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一定要把政策的协调落到实处。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区分一下市场机制与市场体制。市场体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里才是政府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领域，全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例如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这都是针对国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现实困境，今后要在治理层面去弥补不足，而不是资源配置层面。
现在再来谈谈什么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的想法是引入竞争机制，引入多元市场主体，尽可能把市场机制用好用活，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基本是以此为重点。但近十年来，我们发现，要想真正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仅靠竞争机制和多元主体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支撑，如明晰并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等。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因此，所谓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后暗含着更深层的内涵，正如全会公报中写到的，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紧接着就强调要“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这是一个更宏大的概念，涉及方方面面。
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公报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提到，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对此你怎么看？
薛澜：要想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实现共同富裕，而城乡发展不均始终是中国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亟待解决，本届全会也将其作为一项改革重点。过去这十年，我们已经把脱贫问题基本解决了，但这只是基础性工作，今后要进一步往前走，就要想办法释放农村的活力，这就要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强化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
全会公报提出了“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这已经暗示了下一阶段的改革方向，比如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问题，目前已经有一些城市在试点，未来试点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公报也提到，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农村，最基本的经营对象就是土地，这就给未来的改革留出了一定余地。
另外，公报还提到了“城乡融合发展”，这个概念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城乡融合的理念体现在要素流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
过去，我们的提法往往是“城乡一体化”。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和乡在统一的体系中去发展，实现资源、人员的有序流动，在区域空间布局上有一些统筹优化，例如重视城市和近郊的融合，但总体而言，城还是城，乡还是乡。现在讲“城乡融合发展”，实际上是城中有乡，城市不仅要和近郊融合，对偏远的乡镇也要辐射到，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城乡协调发展，给农村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城乡融合发展涉及基层治理的问题。在这方面，当下我们面临哪些挑战？本次全会是否提供了解决方案？
薛澜：基层治理的难点在于地方资源配置问题，如果你到乡镇，会听到一些关于人员不足、财政匮乏的声音。缺人，基层动员和治理的基础就欠缺；缺钱，在地方性公共产品（如防灾救急等）的提供上就会出现问题。
在中国，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但地方政府往往缺乏相应的财税基础，这就涉及非常关键的财税体制改革问题，也是本次全会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如何更好分配？地方自主财力如何增加、地方税源如何拓展？分配机制的优化不能只到省级层面，如何细化到市县和乡镇？如何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如何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这些问题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很重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国家一直在推动构建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创新体系。本次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如何理解这一提法？
薛澜：2023年3月开始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重新组建了科学技术部，并且组建了中央科技委员会。这释放的信号很明确，科技部不再重点关注某一具体领域的科技创新，转而聚焦到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集中国家力量攻关的重大科技领域（如面向“卡脖子”技术难题），聚焦公共产品类的基础研究，聚焦高风险的前沿领域。回归“基础和前沿”，同时进一步强化在宏观科技战略规划指导方面的职能。
前不久，科技部官网发布了改革后的最新组织架构，新增三个直属事业单位，分别是科技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部新技术中心、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其中的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就是通过深入研究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创新，来为中央科技委员会提供政策支撑。此外，科技部成立国际科技合作中心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在外部环境变化、中美科学合作存在种种障碍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发展仍要面向全球，继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在进一步强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如何保持科技创新的活力，因为很多科技创新都是自下而上的，二者之间如何平衡？
薛澜：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必须承认，新型举国体制不是万能的，从本质上来讲，科技创新是把知识变成市场价值，在用集团军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之外，还需要有一个活跃的科技创新市场机制，让科技“独角兽”不断冒出来，让现有的领军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因此，当我们在强调新型举国体制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把市场的活力消灭掉。某种意义上说，两种创新是互补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去年到今年，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热词。本次全会对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怎样的最新要求？
薛澜：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根据2023年国家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共有九大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我们团队在研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时候发现，全国不少地方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有一个共性问题：大而全，几乎每个区域都要同时发展这九大前沿领域，没有因地制宜。
公报特别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如何因地制宜？这要求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抓住新质生产力创新的核心，同时充分利用新兴的科技创新，尤其是数字经济进步，来推动传统经济的改造和升级。既不能大而全，也不应放弃传统产业，尤其是一些基础性产业，比如钢铁、化工、制造业等。实际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这在传统行业也适用。
当下中国更需要制度型开放
《中国新闻周刊》：公报明确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近几年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的对外合作面临很大挑战。此次全会是否提供了新解法？
薛澜：首先，公报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亮明了态度：我们还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不会关闭国门。其次，就是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面向的是美、欧、日。近十年来，我们的国际合作对象在不断拓展，逐渐向中亚、东南亚、阿拉伯等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尽可能实现全面开放。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国际局势倒逼下进行的。未来我们必须继续扩大国际合作，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另外，外资也是一个关注焦点。人们期待国家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但这不单纯是一个宏观政策问题，即使有了政策，一些外资企业可能仍会在现实中感到被区别对待，缺乏安全感，这是政策执行出了问题，核心原因是缺乏开放的制度性保障。
中国的开放有一个渐进过程，在早期，开放是以特殊优惠政策的驱动为主，这是政策型开放，而非制度型开放。当下，我们更需要后者。因此，公报特别指出，改革的对象是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这就是制度型开放。未来，中国是否能真正公平地对待外资，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公报专门提出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薛澜：这是一个很积极的重要表态。自从美国与中国“脱钩断链”后，我们坚持与人为善，努力应对。但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中国在被动应对。本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未来我们要在努力应对的同时，积极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其实中国已经有一些动作。如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方面，7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中国主导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决议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提出这个提案后，赢得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他们此前非常希望能够加入进来，但缺乏相应的基础和能力。这就是中国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体现。
记者：霍思伊
编辑：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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